■冯宗凡（邻水）

我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经历过野菜充饥的岁月，彷徨焦虑过国家前程与命运，遭遇过改革开放的浪潮，一晃，就像夕阳快落进山凹。面对新时代天堂般的日子，对人生岁月，与我同时代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惆怅。正当我们努力锻炼，保卫身体，增强健康，为早日圆满中国梦，实现习近平提出的“两个一百”年而奋斗，发挥丁点余热的今天，我们欢天喜地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人活七十古来稀。70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。70年来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蒸蒸日上，突飞猛进，在国际上的地位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百姓的日子像倒吃甘蔗节节甜。人们的衣食住行今昔对比，胜过历代天骄。最美中国，山河似景，美不胜收，放眼青山绿水，耳听莺歌燕咏。花前成双结对，舒袖起舞星辰。生活在中国就是一种福气。而今中国巨帆鼓满，乘风破浪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蓝天白云高，风吹花果香，草肥牛羊壮，绿水喜鸳鸯的新时代上河图。我这我的祖国感到骄、感到自豪！

今天，我们的祖国富裕了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。但是，在幸福生活面前，大家一定不要丢掉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每当看到餐桌上肉山酒海的时候，我就会乡愁难忘，往事回首，就会想起小时候想吃肉想吃饭的那种荒景。那时候，想吃顿肉，等于现在人想吃顿野菜。不能怪母亲无能，是因为母亲才成家，手里一穷二白。国民党丢了个烂摊子给新中国，人民的温饱就成问题，更不要说吃肉。为了人人有口饭吃，国家只能把有限的粮食计划着供应，居民和单位的工作人员，每人每月二十七斤，一天还不足一斤粮食，而且还不全是大米，还有部分玉米、红薯之类的杂粮充数。人们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低线。在这种生活条件下，人们想吃肉就更加难了，肉成了人们的一种奢侈品。虽然生活条件不尽人意，但人民没有怨气，而且精神饱满，因为比起过去当牛做马的日子又高级多了，不但不受压迫剥削，反而成了国家的主人，一个个心头有说不出的多高兴。

吃肉虽然难，但还得让人们有肉吃。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小平，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，为了保证城市人口肉食品需求，国家鼓励发展生猪，并实行生猪派购政策。与此同时，国营商业也开始经营肉食品。食品公司也应运而生。有些地方还建了食品接运站，开展生猎、山羊、家禽及蛋类品的购销。后来，除了县城有食品公司外，各个区所在地也成立了食品站。从上世纪50年代未至80年代初，食品站的叫法各地不尽相同，但称呼最多的，名字最吸引人的还是食品站。提起食品站就会联想到肉食品，而且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比起区公所的名字还要响亮。食品站的站长比区公所的区长还关火。如果有人在食品站工作，三亲六戚脸上都会有光，说话的语气都与别人不同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物质匮乏，食品站和供销社是社会上最羡慕的职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由于多种原因，物质变得非常紧缺，供不应求，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越来越严，为了保证城市人口每月能吃上一次肉的计划，层层下派了硬性“预购猪”任务，从县上到区上，区上到公社，公社到大队，大队到生产队，生产队到每户社员家，层层落实，责任到位，必须按时按量按质送交当地食品站。食品站再按任务层层上交。这种指令性的计划任务必须完成，实行问责制，也没人敢违抗。比如，某个区向某个公社派购800头猪，某公社有8个大队，每个大队平均100头，大队再把100头平分到每个生产队，生产队再把任务分解到每个社员头上。一般情况，每四户社员家要上交一头预购猪。这四户社员由谁家饲养，由队长指派，指派不下去，就由这几家自己决定，实在不行，就只有用原始办法解决——抓阄儿。当时生活比较困难，绝大多数社员不情愿饲养猪，怕养不肥，达不到110斤上交标准，怕到时不能按时完成任务，完不成任务就会受罚。养猪户压力大，饲养预购猪的积极性不高。另外他们心理有疙瘩，认为对农民不公平，为什么城里人，单位上的人吃肉由农村人来养猪，而且辛辛苦苦养一年甚至两年的猪，不但不赚钱，还要亏本，实再是想不通。当时养一头猪，食品站每斤毛重收购价是四角五分，食品站卖出来是九角八分一斤，每斤肉农民要亏五角多，如果百斤的猪，农民明显就要亏五十多元，猪养得越重，亏得越多，这个数字对当时的农民可不是个小损失，农民的养猪热情自然不高。那时的预购猪重量为什么都在一百斤左右，原因就在于此，当然，粮食紧张也是主要原因。

农民也不笨，他们也会打小九九。一旦家里分了粮食后，猪该交时，他们不出手，想把猪喂肥点，增加重量，这样的猪可多上一个档级，多上一档，每斤毛重    钱要高得多。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秋收后出现。秋收季节，农民分得了粮食，人有吃的，猪也有吃的，心里也不慌了。如果早早把猪交了，粮食一旦统购，就弄不到饲料了。粮食出来后，都想多喂一段时间。如此一来，食品站就收不到猪了，收不了猪，就不能按时完成上级下派的收购任务，各地就无猪可调，吃供应粮的城市人口就吃不上肉，就会有意见满天飞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增加农民的送猪积极性。食品站的员工就亲自到各生产队催收，并承诺，凡是在规定时间内送交的猪，都上调一档，而且粮食统购时也留给猪饲料。这些奖励办法，解决了农民的初心，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，也缓解了生猪外调和市场供应需求。

现在的人根本不相信，那个年代想吃猪肉，比吃龙肉一样的难。单位干部职工每月有保健肉，但是定期定了量的，不是放开肚子吃，要凭肉票，但不管怎样，每月还能打一次牙祭，占点油水。但住在城里的居民就没有单位干部职工那种待遇了，只有过年过节才分得一点肉票，平时，肉星星都沾不到一点。当然，农民就更是下一等了，要是运气好，生产队的牛老死了，哪家喂的猪得了猪瘟或掉进圈里被粪水淹死了，全生产队的人可以按人头分得一两二两的肉回家打一回牙祭。有些条件好的生产队，为了让社员们过年有肉吃，就向上级请示同意后，就从养猪的社员家里买一头猪来杀，如果猪大，每个人可能分到四五两肉。生产队分肉时，分得头痛，大家都想要肥肉，肉越肥越好，肥肉营养，可以熬油，油可以炒菜。都不想要瘦肉，分到瘦肉的人很失落，如果拿瘦肉去换别人的肥肉，还要补肥肉的钱，或者二两肥肉换一两瘦，不然人家不会换。你看现在，谁还想吃肥肉，一个个长得营养过剩，肥得减肥抽脂，不说吃肥肉，看到瘦肉都没得味口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们生产队有条牛老了，不要说耕田，走路就打偏偏。

牛是生产工具，又不敢杀，只能让它自然死亡，如果让它自然死亡，死后基本上是皮包骨头，那样就太可惜了。有天晚上半夜，我起床上猪圈，听到隔壁队长家还有人在说话，我朦朦胧胧的听到一句：趁它现在还有肉。后面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倒床就睡了，也不想去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养牛的鲁老汉就跑来给队长报告，他把老牛牵出去放，老牛没走稳，踩滑了脚，滚下崖去摔死了。队长一点也没着急的样子，他说昨晚老牛给他托了个梦，说它老了，不想活了，没想到这梦还真准，它就这样子去死了。队长把老牛摔死的事报到了公社。公社不敢马虎，派人亲自来现场察看，确认是摔死的后，没深究。队长就找社员把老牛抬回剥了皮，一家人连骨带肉的分了一坨。至于老牛是不是自己踩滑脚掉下崖摔死的，谁也没去怀疑，至于头天晚上，队长家里那些人说了些什么，只有天知、地知、队人他们知，社员们也不想去知，只要有肉吃就行。笔者小时候想吃一顿吃，可以说是盼穿双眼。当时特别羡慕我的一位同学，他父亲是食品站站长，他说他家经常吃肉，说得我口水流起三尺长。为了想肉吃，我就主动接近他，经常给他抄作业，帮他跑这跑那，甚至还帮他打过架。有一次，我帮他打架，打输了，为了保护他逃，我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，但值得，他为了感谢我，星期天把我带到他家去吃了顿肉，那顿肉我至今还回味犹新，很香，特别好吃，那种味道，我现都一直没吃出来。这种事如果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，他们根本不会信，他们没有经过那种艰苦岁月，所以对现在的富贵生活他们不晓得珍惜，吃好穿足了还觉得不幸福，不知道什么才叫幸福？

为了让大家有肉吃，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，鼓励农民多养生猪，毛主席把这事挂在心中，专为全国农村题词：“大力发展养猪事业”。全国人民最听毛主席的话，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养猪热潮，到处都建起了养猪场，笔者生产队修了十几个猪圈，养了二十几头猪。为了把猪养肥养壮，队上派了个四十几岁的单身汉当专职饲养员，和猪同吃同住。每到星期天，我就去打猪草交给养猪场换工分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还不到半年，猪圈就空了一半。原因只注重养，不懂防疫，不懂科学。很多猪放在一个猪场养，风险很大，如果一头猪病了，不及时防止，猪场的猪都会交差感染，而且感染惊人，搞不好就会全猪覆灭。当时有种猪瘟病，当地人称为“火印”病，猪身上到处都是红斑，像用火烙了似的。公社虽然有兽防站，但兽医少，医术不高，对“火印”病束手无策。猪一旦被烙上了就像人蹲粪坑——等屎（死）。猪瘟得不到遏制，造成多数猪场有圈无猪，养猪热情锐减，加上粮食紧张，饲料跟不上，集体养猪成本远高于农户饲养，除了粮食、饲料、饲养员的工分，一头猪上交后，生产队根本没得收入，这种戴起碓窝请神费力不讨好的事谁还愿意做，没多久，各地猪场就人去猪空，偃旗息鼓了。笔者生产队猪场的猪全都死在“火印”病上。上面要求猪不能吃，要深埋，但这些猪都没被深埋到土里去，而是偷偷埋进了社员们的肚皮里，但庆幸的是，全队社员没有一个被传染上了“火印”，反而是这些猪肉解了社员们想吃肉的馋。

当时猪肉少，吃肉难，一是粮食不够吃，农民养猪积极性不高，造成了猪肉紧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政策管得紧。即便是有个别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农户，他有心养猪，也是心有余而不敢。你要喂必须先把“派购猪”任务完成后，经过上级允许后才能自己再喂，否则就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弄不好还会上台挨批斗。政策紧也是猪肉紧张的因素。农民不想养猪，不愿意养猪，养猪积极性不高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送交“预购猪”不但困难，而且还很麻烦。与食品站近的地方，困难不大，如果偏远的地方，送交“预购猪”就十分不易。

笔者十五六岁时，去我四孃家玩，恰好赶上她家要送交“预购猪”。我四孃家住在半山腰，到食品站送猪要走二十多里崎岖不平的毛狗路，有一段路还很窄小，窄得不能让路，而且下面是悬崖，不要说肩上还抬头猪，我平时空着手走这段悬崖窄路就得小心翼翼。那段时间我四姑爷正在生病，又是忙着种玉米的时候，找不到人帮忙抬猪，看着四孃焦急的样子，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抬。四孃看我还小，心痛我怕把我腰伤到，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只好让我抬。我们点起灯吃饭，顶着月亮上路，踩着露水送猪。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呢？想去早一点排队，去晚了，猪多了，到了下午还交不脱。我孃抬后面，我抬前面，为了让我省力，我孃抬的这头扛子很短，我抬的那头扛子很长，重量多半就在我孃那头了，我这头就轻多了，实际上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配脚。我们一路上走得十分艰辛，因为我合不上我孃的脚步，走起来是扯的，很费力。我们抬着满头大汗，汗流浃背。我后悔死了，早知如此，我真不该自告奋勇。当来到那段悬崖窄路时，我孃晓得这段路不好走，怕我累了走不好，就叫我歇会儿再走。当然休息一会儿走，脚力会稳一些，但我想称能，没有歇气，直接走上了悬崖窄路。我孃一边走，一边叮嘱我，不要慌，一步一步踩稳了再走。就在这时，一只“日眼蚊”突然钻进我眼里了，我哇地一声，晃了，人不知怎么

就倒了，还好，我孃力挽狂澜，也不知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，双手紧紧地抓住竹巴节，死死地抱着猪，坐在了悬崖路上。我回过神来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还好，我是倒在了路里面，如果倒出去，下去后，就会像砂罐一样补不起。我孃吓得说不出话来，直喘粗气。猪也可能被吓坏了，像个乖巧的小孩静静地躺在我孃的怀里。此时此刻，它稍有躁动，场面会无法收拾。我暗暗骂了句：狗日的“日眼蚊”。我孃为了安抚受惊的猪，一边给它抠痒，一边慢慢地把它放在路上，然后示意我蹲下，拿起扛子，放在肩上，我们慢慢地抬起猪，心有余悸地走出了这段悬崖窄路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这哪里是在送猪？明分是在送命！至今回想起那段经历，我还浑身倒毛。

送猪难，上猪也难。像我们鸡鸣起床，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精疲力竭，差点送命的把猪抬到食品站，还得排队，等食品站的收购员上班后来发号，然后按号进行收购。收购员按号先给猪称毛重的毛重，称了后，再看猪肚子大小进行估食，然后减去估食，才是猪的真正毛重。每头猪，收购员都会估计15斤至10斤左右。这个环节，收购员很难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准确。如果你与收购员沾亲带故，他会少给你估计7斤8斤的，甚至不估计就收了。当时，在食品站当个收购员，是个实权人物，起码不会缺肉吃。估食这个环节，直接关系到农民与食品站的切身利益。在估食环节上，收购员经常和上猪的农民争得你死我活，出口大骂，甚至拳打脚踢，弄得头破血流。如果你不接受收购员的估食，也可以，那就让你的猪饿个半天甚至饿到第二天再给你称。很多农民明知吃亏，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只能认了。称完毛重，你愿意接爱收购员的估食，他就给你开张“完成证”，拿起“完成证”可以到食品站办公室去领4尺左右的补助布票，然后把“完成证”交给生产队，生产队再根据猪的重量补助工分。

大难不死办事顺。我和我孃把猪抬到食品站，天还没亮。我以为我们是来得早的，但比我们还有来得早的，我们前面已经有了三个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送猪队伍越来越长，空气中全是一股猪屎味，人猪之声组成了一曲“送猪忙”的交响乐。

八点刚过，收购员就来发号了，然后就按号给猪称毛重。前面一二号不接受收购员的估食，和收购员大吵大闹，动静闹得很大，食品站站长亲自出面解决，为了不影响后面的人，就叫一二号把猪牵到地坝上，等二个小时后再称。收购员的情绪不知道是受了一二号吵架的影响，还是对我们开恩，他给我们的猪估计5斤食，最后毛重是115斤。我看我孃表情很高兴，这个估食，让我们享受到了收购员亲戚的待遇，也算是给我们有惊无险的补偿。我孃领了补助布票后，专门到街上给我买了2根麻花，也算是给我的奖励。

后来，随着形势的好转，政策的调整，农民家中有了余粮，养猪的人也多了，国家的生猪派购政策也取消了，养猪人可以自行杀猪卖肉，也可以直接卖给杀猪的人。市场放开后，个休屠宰户、屠宰场如雨后春笋，吃肉再也不用到食品站去买了，肉票也不用了，买肉排轮子的现象也看不见了。食品站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吃香了，受到市场冲击后，逐渐萎缩了，最后消失在改革开放大潮中，退出了计划经济的历史舞台。

食品站的消失，是新中国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，是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提高的一个缩影，也只是冰川一角。但不可否认，食品站为那个时代做出了贡献。现在我们吃肉不再是一种奢侈，就像吃青萝卜一样的简单。我们现在的祖国是多么美好，生活是多么的幸福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没有理由对我们的祖国说三道四，肉中挑刺。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雄伟。看！青山绿水再向我们招手；听！蓝天白云在向我们呼唤。我们向新中国成立70周致敬！祝福祖国——万岁。